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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淑敏:生命是我書寫的文學主題

時間:2020/6/21 13:19:12

來源:《中華文學選刊》    作者:張英    選稿:東方網教育頻道 陳樂 秦嘉瑩

作家王蒙這樣評價畢淑敏的出現:“她確實是一個真正的醫生,好醫生,她會成為文學界的白衣天使。昆侖山上當兵的經歷,醫生的身份與心術,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覺,使她成為文學圈內的一個新起的、別有特色的、新諧與健康的因子。”

1998年開始,畢淑敏攻讀北師大心理學碩士和博士課程,成為國家注冊的心理咨詢師。她開了診所,直面一線的心理咨詢者,并通過一系列心理學案例的“非虛構”寫作和演講,治病救人。

在我眼里,她是一位溫暖有愛的作家、悲天憫人的醫生,秉承了魯迅的文學傳統,作為行動中的理想主義者,以筆為旗,身體力行,用文學和醫學的疊加,在暗夜中,用愛與希望點亮生命之燈。

我喜歡她的作品。1995年夏天,我在北京第一次采訪畢淑敏,當時的訪談叫《生命,永遠的追問》。時隔二十四年,2019年12月5日,我在北京再次采訪畢淑敏,時間長達四個多小時,話題涉及科技未來、心理學、教育,最后回到文學。

畢淑敏家的客廳,掛著一幅巨大油畫,取材于西藏阿里的山川地貌,油畫左下角,有一個紅十字帳篷和一匹白馬,描繪她當年在西藏阿里軍分區當衛生員的經歷。這是一個喜歡畢淑敏作品的畫家,依照從她文學作品中得來的印象,傾心創作出來的,然后把這幅畫送給了她。我的采訪,就從這里開始。

——張英

畢淑敏,1952年生于新疆。1969年入伍,曾在西藏阿里工作十一年。1980年轉業回北京,先后獲文學碩士、心理學博士,曾從事心理咨詢工作。著有長篇小說《紅處方》《血玲瓏》《拯救乳房》《女心理師》《鮮花手術》等。曾獲莊重文文學獎、陳伯吹文學大獎及《當代》《昆侖》《小說月報》《北京文學》等刊獎項。

張英,曾為《南方周末》高級記者、騰訊網文化中心總監。著有《中國文化現場》。現供職騰訊網,《騰云》雜志執行副主編,騰訊華文好書獎、閱文·探照燈書評人獎創辦人。

生死之外,都是小事

張英:醫生的工作對你的作家生涯的影響,對文學創作的影響,體現在哪里?

畢淑敏:醫學對我的影響,最重要的是喚起了我對生命的的珍視。我從事醫學二十多年,這是一個很長的時間,對我影響甚大。有人常常說起魯迅的棄醫從文,但魯迅并沒有真正當過醫生,他醫學專業還沒畢業就離開了,沒有進入臨床工作。郭沫若剛開始也是學醫,進入臨床實習后,因他小時候得過熱病,聽力受損,戴上聽診器卻聽不到病人的心音,只能放棄從醫。

我在西藏時,并沒有想到今后要寫作,而是一門心思埋頭學習醫學知識。多年的醫學訓練,讓我無法放棄一個醫生的眼光。我寫作的時候,很崇尚真實。醫學這個職業,涉及人的生命,醫生必須務實。你很難看到一個表情行為特別乖張的醫生。醫學訓練讓我嚴謹冷靜,注重精確性。

其次,我深刻尊崇眾生平等。無論這個人有著怎樣的外在,他的身體一旦被打開,內部的器官在解剖學上高度相似。眾生平等,不僅僅是一種理念,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,這對我的內心留下了非常強烈的烙印。有讀者朋友對我說,從我的小說里,能看到一種濃烈的人道主義精神。我覺得這要歸結于我受過的醫學訓練。年頭長了,浸染引發出來。

我后來學習了心理學相關知識,認識到人的身心一體。人不是一個純粹裝著各個器官的皮膚容器。人的心理也不是虛無縹緲的一部分,就像腦科學一樣,其實都有準確的定位,蘊含著我們很難破解的部分。人的身心應和諧統一。

這些提高了我的觀察力。中醫說“望而知之謂之神”,“神”我們做不到,但可以朝著這個方向努力。西醫雖沒有這個說法,但也號召醫生要仔細觀察。觀察不僅僅限于他的表面現象,還要去探索他的內在。

心理醫生的訓練,讓你能見微知著。從一個人的一個小動作,或是一個表情,或者他的口頭語,有可能分析出深層的東西。

張英:十六歲當兵,怎么就去了西藏?

畢淑敏:1969年,我應征入伍,特別想當一個通信兵。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,先坐火車,然后是十二天汽車,一路跋涉,千辛萬苦,抵達西藏阿里軍分區。它的前身是阿里騎兵支隊,我們五個女戰士,是那里的第一批女兵。

十六歲離開北京,來到西藏,對于花季少女的我來說,直接掉入了冰雪季。一路上,雪山連綿不斷,高原空氣稀薄,滿目荒蕪。人缺氧時會喘不過氣,如同老太婆。可以說,從靈魂到身體,都受到極大震動。

那時的我無法想象,世界上竟還有如此荒涼、如此遙遠、如此悲壯并且完全不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。

阿里高原平均海拔高達四千五百米,氧分壓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多一點。在那里,活下去是每個人每天必須面對的問題。

有一次軍事訓練,風雪之夜,部隊要穿越無人區,翻越六千米的高山。寒風刺骨、極度缺氧,所有的身體感官都在經受痛苦。肺壓得像紙片一樣,無論如何努力都不能吸進足夠的氧氣,大腦因為缺氧,不斷呈現空白甚至出現幻覺。

我身背槍支、彈藥、紅十字包,加上背包,負重將近七十斤。泰山般壓在身上,舉步維艱。從半夜出發到目的地,總計六十公里。無法忍受時,我第一次想到了用死亡結束這地獄般的行程。

到下午四點,才走了一半路程。我決定自殺。再也走不動一步,肺里吸不到一點氧氣,只覺得自己要吐血。高原的夜晚來得非常早,當時我決定不再活著了,找個懸崖,縱身而下。這樣,一是自己解脫了,二是別人分辨不出我是自殺,就能得到“烈士”名聲。對我個人沒什么用了,但家里人知道我的死訊后可能比較容易接受一點。

最后,我還是沒有跳下去。因為身旁就是戰友,我若滾下去,也許會拖累別人,人家并不愿意死啊。我在極度寒冷中,走完了最后的路程,到達宿營地。這種極端體驗,讓我突然間對生命的理解有了更深刻的認識。

張英:你在西藏阿里當兵的時候,是屬于全科醫生嗎?

畢淑敏:在阿里時候,還沒有“全科醫生”這個概念。因為距離上級野戰醫院有一千二百公里之遙,我們必須掌握診療各種疾病的本領,在某種意義上說,也算“全科醫生”了。當地牧民,稱我們為“金珠瑪米”的曼巴。我問他們這是什么意思?他們說是——“砸碎鎖鏈的兵的醫生”。

那時,邊疆條件較差,無法細分那么多科目,不管什么樣的病,來了你都得看,治病救人,手起刀落。你要是把患者轉院,顛簸一千二百公里,那人很可能就死了。環境形勢所迫,你“內外婦兒”都要去救。轉業回到北京以后,我就專心做內科醫生了。

在西藏當兵,距離死亡非常之近。面對年輕戰友的生命突然消失,會受到強烈震撼。戰友犧牲,尸體無法火化,都是就地土葬。山高路遠,萬里迢迢,他們的親人也無法趕來追思。我們這些女衛生員,為他們整理遺容,擦拭尸身,成為他們最后的送行人和祭奠者。

一名邊防戰士急需輸血。一個連的適宜血型都幾乎抽光了,連長著急說,再這樣抽下去,如果有了戰斗任務,我連的戰斗力會受損。后來一查血型,我的血型和那個戰士相符,我們班的女戰士就抽血給他,我也在其中。最終救活了這名戰士。我當時特別高興,覺得這真是鮮血凝成的友誼。

我曾經對家里人說,如果我去世,火化的時候,給我穿上舊的絲綢衣服吧。它很容易燃燒,又比較舒服。這個念頭在我很年輕的時候,就存在于心。很多人在年輕的時候,一廂情愿地以為死亡遙遠,是他人的事。感謝藏北經歷,讓我在年紀輕輕時,就知道死亡必不可免,生命萬分脆弱。

可能因為我做過醫生,在這個問題上,我清楚地認識到:死亡是每個人必然要遭逢的事。人從出生開始,就向著生命的終點挺進。既然死亡是人類的最終目的地,就不應該回避它。在循序漸進的過程中,沒有抵達終點之前,要盡力使自己的生命豐富,盡力使人生少遺憾,多一些幸福和完美。然后,順其自然,平靜抵達終點。

張英:你早期的《雪山女兵》等小說里頭,寫的都是戰友的真人真事,讓人震撼,和平年代里的人是沒法想象的。

畢淑敏:西藏阿里是未定邊界。你在地圖上會看到那個標識,指的是和印度的未定國界。作為中國軍人,你必須站在那兒執勤,必須守住陣地,不然邊界上很可能出現摩擦,甚至發生大的流血事件。

戰友犧牲后,給衛生科送來遺體換尸衣。我見過一個士兵的腹部中彈,腰腹貫通傷。腸子流了出來,戰友就把一個飯碗扣在他的肚子上,想給他的腸子保暖。于是飯碗和一堆流出的腸子凍成一個血色冰坨。

沒法換尸衣。軍服沒有那么肥大,肚子上鼓出一大堆,扣不上扣子。有人建議把碗拿下來,用酒精噴燈解凍。我實在不忍心讓已經犧牲的烈士受苦,決定把這個碗一起下葬。找來最大號的新軍裝,從背后把衣服剪開,總算給他穿上衣服。從正面看,還挺威武的。

當時的西藏阿里軍分區衛生科領導,現在都快九十歲了。如今戰友聚會時,他對我說,你當時是班長,我給你派了任務,讓你們十幾歲的女娃娃給赤身裸體的犧牲戰士擦洗、換衣服、清理渾身血跡……對不起你們啊……我跟他講:您千萬別這么說。犧牲戰友就是我們的兄弟,他的親人不能送他,我們就是他的妹妹們,這都是戰友應該做的事兒。這些經歷,對我的三觀有很大匡正。

張英:世界觀、價值觀、人生觀被徹底改變了。

畢淑敏:從十七歲到二十八歲,我一直在西藏阿里軍分區,人生最寶貴的日子,都是和人的生與死有關。加上當醫生的經歷,自然會讓我的作品對于人的生命傾注熱情和關切。生命,光有長度是不完整的,還得有質量。你活的心境凄慘,生命的存在變成完全在感受痛苦,是不正常的。事在人為,可以調整改變。我學習心理學之后,發現人是可以改變的,人能夠換一個角度看這個世界。

那時幾乎無書可讀。唯一的圖書是部隊發的《魯迅全集》。完整的一套書,每天工作忙完,就在夜里看書,認真地把《魯迅全集》看了幾遍。

魯迅說他的的確確是常常在解剖他人,更多的是無情面地解剖自己。我當時不理解,現在明白了。最好的文學作品,是從解剖自己下筆。

在阿里高原時,有一天,我們用擔架抬著患肝癌病故的牧羊人,爬上人跡絕蹤的山頂,實施“天葬”。面對蒼涼曠遠的高原,俯沖而下的禿鷲,粉碎的身體器官,想起牧羊人生前的笑容……驚心動魄的摧毀與重生。我在營地黑板上寫了一首小詩,被偶爾上山的軍報記者抄去,發表在報紙上。

現在西藏當兵,不會讓內地人在那里工作那么久了。我在的那個時候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,尚沒有輪換機制,現在的情況好多了,幾年換一次。

我特別想表達對生命的關注

張英:你轉業回北京后,開始文學創作。王蒙評價你說:“真的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畢淑敏這樣規規矩矩的作家與文學之路。她太正常太良善,甚至于太聽話了。”

畢淑敏:我回北京后,轉業在北京銅廠當衛生所所長。1986年,當時我三十四歲,試著寫了處女作《昆侖殤》。完稿后,是我愛人騎車把小說送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,當時軍隊有本雜志是雙月刊,叫《昆侖》。他們在完全不認識我的情況下,看了稿子,發在了1987年的《昆侖》第四期頭題。

當時對我來說,初試寫作,作品投稿到哪兒,最終能不能發表,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兒。最重要的是把它寫完了,我心里的話說出來了。寫完后,是我先生騎著車,把文稿送到了解放軍文藝社。因為他想起了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那部小說中,保爾·柯察金寫了一篇稿子,在郵寄過程中丟失,為此差點自殺。他說,還是自己送去比較保險。

在那之前,我沒寫過短篇,沒在刊物上發表過任何作品,連篇散文都沒有。當時編輯部看這個小說以后,都在說這個小說是不是哪個男作家化名寫出來的。后來又覺得寫的是西藏邊防部隊,沒有那兒的生活經歷也寫不出來,作者的名字又是個女的,有點奇怪。

他們約我到雜志社編輯部談稿子,提了個要求,讓我和我先生一塊兒去。我當時不明白是何用意,后來發覺他們想看看是否我丈夫代筆。交談中,特別是涉及小說中的細節,我先生完全不知道,都是我來回答,他們方才確認這個稿子是我寫的。

寫了兩個中篇小說后,1988年,我就讀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合辦的研究生班。同學中有遲子建、嚴歌苓、劉震云、莫言、余華等。上學后,我覺得也可以試著寫寫城市生活、醫學題材什么的。

張英:王蒙還評價說:“畢淑敏即使做了小說家,似乎也沒有忘記她的醫生的治病救人宗旨,普度眾生的宏愿,苦口婆心的耐性,有條不紊的規章和清澈如水的醫心。她有一種把對于人的關懷和熱情、悲憫化為冷靜的處方,集道德、文學、科學于一體的思維方式、寫作方式與行為方式……”我覺得王蒙的話很對。像《紅處方》這個作品,你是抱著怎樣的責任感去寫的?

畢淑敏:沒有人安排,是自己主動寫的。《紅處方》那個年代,社會上吸毒現象萌生。我作為一個醫生出身的作家,對此不理解,有危機感。

別的天災人禍,比如得癌癥、心血管疾病,有些客觀的遺傳因素,某種程度的身不由己。可是一個好端端的人,怎么能主動去吸毒,做故意殘害生命的事情呢?我到戒毒醫院實地深入生活,還采訪了相關的專家。我把來龍去脈搞清楚了:人在覺得幸福的時候,大腦皮層會分泌一種物質叫內啡肽,而嗎啡的化學性質,恰好模仿了人在幸福時候的那種物質。我很想用自己的筆,說清楚這件事情。毒品為什么有那么大的誘惑性?為什么有那么多人鋌而走險去嘗試它?因為開始的時候,它不讓你覺得那么可怕,會讓你感到一種病態的滿足。那是很飄浮很放松的感覺。你一旦上癮,就難以逃脫它邪惡的魔爪。

寫《紅處方》的動機,來自對生命的責任感。想通過自己筆下的文學作品,起到警示作用。通過故事主人公簡方寧選擇自殺去殉圣潔的事業,以此昭示人類的信念有遠超于毒品之上的力量。

張英:后來,《紅處方》的社會反響很大,又拍了電視劇,你為什么沒有寫劇本?

畢淑敏:在《紅處方》里,我特別想表達對生命的關注。人性中有許多黑洞,生活中隱藏著太多陷阱,我想用一個作家的良知去提醒人們的注意。

《紅處方》的電視劇我看了。小說和劇本,還是有很大差異。我尊重改編者。直到現在,我沒寫過電視劇本。術業有專攻,我對劇本寫作沒有專門研究,很可能做不好。

張英:《血玲瓏》特別像一個非虛構的新聞,那個小說是怎么來的?

畢淑敏:這個小說,最早來源于我當醫生的時候,看到過類似的病例。孩子死了,我想到如果再有一個孩子,是否可以做骨髓移植。當時的中國醫學還沒有進展到那一步。

《血玲瓏》電視劇播出后,有一個電視臺跟我說,現在真的有這種療法了,你愿不愿意和這樣的家長見個面聊聊?一定是個很感人的節目。我說,祝福那個家庭幸福。我寫的只是一個虛構的小說。謝辭了。

“非典”病毒和文學創作

張英:《花冠病毒》這個小說,講述的是人類和病毒之戰。在你創作生涯中比較特別,是你深入抗擊“非典”一線采訪寫出來的小說。

畢淑敏:2003年初春,“非典”病毒病例在北京出現,之后開始大流行。憑著醫生的敏感和職業特點,我當時就很憂慮,心情很不安。

我相信老祖宗說的“凡事預則立,不預則廢”,設想自己若是得了“非典”,怎么辦?

作為內科醫生和心理醫生,我寫了一篇文章《假如我得了“非典”》,發表在了5月份的《北京日報》上。它代表著我對病毒的認知,也代表我對死亡的思考和態度。

我在那篇文章中寫道:“假如我得了‘非典’,我會遵從隔離的法律。盡管我一直堅定地主張人應該在親人的懷抱中離世,讓死亡回歸家庭。但面對大疫,為了我所摯愛的親人,為了我的鄰里和社區,我會獨自登上呼嘯的救護車,一如海員揮手離開港灣,駛向霧氣籠罩的海洋。”

文章發表后,有朋友跟我說,我是個烏鴉嘴,不應該寫這個文章,不吉利。但也有朋友說,他本來很怕這個病毒,看了我這篇文章,反倒變得不那么害怕了。這場“非典”疫情帶來的災難,讓我們對生命本身有了一種反思,應該如何對待自己的人生,過好自己的日子,應該以什么樣的態度去面對世界,都具有了不一樣的眼光。

有一天,我接到了中國作家協會的電話,請我參加一個特別采訪組,去抗擊“非典”前線采訪,而且第二天就要出發。按照規定,要求在采訪結束前不能回家。

我當時很猶豫。之前,我知道有一些作家報名參加,但是我沒有報名,當時我有具體困難。母親和我同住,已是肝癌晚期。她在密集的治療當中,我一直照顧她。我要是參加采訪團走了,老母親誰來照顧?萬一她有什么意外,我如何面對生離死別?如果我出了意外,染上病毒,她一定會承受巨大的精神打擊。

我當時很糾結、很遲疑,跟通知我的人說,讓我想一想。母親在一旁,聽到了我的電話。她當時對我說,國家有難,你應該挺身而出,不應該推辭,我會活著等你回來。

在母親的支持下,我第二天就參加了中國作協組織的這個作家采訪團。后來在寫《花冠病毒》的時候,我用上了這個細節,小說的開始部分,就是一個女子要放下自己患重病的母親,奔赴前線抗擊病毒。可以說,沒有母親的深明大義,就不會有我的應召出征,也不會有《花冠病毒》的問世。

張英:當時我在《南方周末》北京記者站,我和我的同事都參與了抗擊“非典”的報道。

畢淑敏:那時熱鬧的大街上,看不到行人,沒有出租車,公交車也很少。大家很少出門,老老實實待在家里。

我們當時和新聞記者一樣,在作協的組織安排下,奔走在抗擊“非典”的最前線,我和何建明、王宏甲還有其他幾位作家,走訪外交部、國家氣象總局、北京佑安醫院、軍事醫學院等單位,白天采訪,晚上整理采訪筆記。

我們采訪的對象,從一線的醫生、護士,從危險病癥中恢復過來的病人,到研制藥物的科研人員,甚至到外交部長。這個事件并非只是病毒的孤立事件,而是事關全球的國際事件。

有一位護士,疫病剛開始流行,她就在醫院里處理病人的排泄物,也因此被感染了“非典”病毒。父母知道她參與了抗擊“非典”的工作,就天天盯著電視看,希望能看到她。后來病毒侵害肺部,她呼吸困難,生命全靠吸氧維持。

怕父母擔心,她不敢說自己染病,每天給父母打個電話報平安。病中,氣都喘不過來,打電話前她就拼命吸氧,積蓄一點點力氣。打通后對父母說,我很好,就是特別忙,正搶救病人,不多說了,掛了啊……小護士后來康復,她說,我血液里有非常強的抗毒血漿,抽我的血漿吧,可以救助重癥患者。

張英:《花冠病毒》這部小說在采訪后八年才動筆寫,九年后才發表出版。這么長的時間醞釀,為什么?

畢淑敏:小說是虛構作品,構思過程有時候會很長。

采訪讓我收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,但只有原材料遠遠不夠,我要找到好的故事。還有小說的結構、人物的關系設置等等。特別是主題思想、內涵的意義和價值……都要想清楚了,我才能對自己說,這個小說可以寫了。

還有一個重要方面,就是讀書。我買了很多關于病毒的書,包括《病毒大辭典》,讀來很吃力。我當醫生的工作習慣,是力求真實,符合邏輯。小說寫到的細節、引用的病理,都要有一定的根據。之后再加以虛構的成分,帶入想象空間。

地球上,人是一種生物,病毒也是一種生物。據科學家考證,這一古老種系在地球上至少已經滋生了二十億年,而人類滿打滿算也只有區區幾百萬年。細菌、病毒比人類更為悠久。如果把地球比作一間房屋的話,當人類走進這個房間的時候,這個房間所有的地方早已遍布病毒,它們是非常古老的地球原住民。

今天現代人,很少面臨險惡的生存環境挑戰。我做過幾十年的醫生,通過深入一線的采訪和之后的讀書思考,覺得人類必須居安思危——人類和病毒必有一戰,誰勝誰負尚還是未知數。作為小說家,我最感興趣的是,人類怎樣面對和病毒之間的長期較量?怎樣獨自面對死亡的威脅和未知的恐懼?

我想寫一種可能會發生的現實。最后我從科幻小說里找到了小說的支撐點。科幻小說也是小說中的重要流派,利用科技前景和未來趨勢,展開充分的虛構和想象。我發現以這種方式進入這個小說的寫作,是很好的角度。

書里提到的“花冠病毒”,我把它設置為“研究冰層物質的科學家從冰川中鉆取出了一根冰芯。在研究的過程中,發現了這種不明微生物,這是已經存活了近十四萬年的病毒毒株,它們一直在等待時機東山再起……”

我寫這個小說的目的很直接并單純,就是叩問人類生存的現狀。世界不僅僅是人類的,也是病毒的,盡管病毒很低級,但它也頗有殺傷力。人和病毒的相處,就是一門高深莫測的學問。如何相處?病毒是不會思考的,那么作為兩者中的另一方——人類的思考,就尤為重要。它的深度直接決定了二者之間的博弈是一個什么狀態和最終結果。

我們真正擁有的就是各自的生命,不僅包括身體上各個器官、細胞和血液,也包括我們的心理。雖然世界有陰暗和冰冷,我仍然對人類帶有關切和悲憫,愿意用善意關注這個世界,希望人類做出好事情。

張英:為什么小說最終會取名《花冠病毒》,用病毒的名字當小說名?

畢淑敏:我聽一位病毒學家講過,在電子顯微鏡下,有些病毒非常美麗。我喜歡他的觀點與情緒。花冠病毒形態絢爛美麗,和它的兇殘形成強烈反差。病毒學家這句話影響了我,所以我起書名時,這個名字涌上心頭。

病毒是古老的存在,名字只是標記。病毒是沒有思想的微小個體,它無知無覺。它的形狀和它所引起的病癥,并沒有什么直接關系,不適宜用人類的感受來評判病毒。

取名《花冠病毒》,一是警醒,二是比較好記。我在乎的是,在一個精彩的故事背后,能夠傳達出人在面對災難時的心理掙扎,在絕境中爆發出來的強大與堅韌,我想對人性、救贖等進行詮釋。

張英:你在這個小說里也不忘記傳播心理學知識,提到樂觀向上的情緒、積極的心理狀況,對疾病治療有很大的幫助作用。

畢淑敏:這不是我主觀臆想的,而是確鑿的事實,且有大量病案支持。采訪抗擊“非典”時,很多醫生和護士說過,病人康復還是死亡,除了身體素質、病情嚴重程度、年齡大小、有沒有基礎病這些客觀因素外,病人自身的心理狀態極為重要。

有些人,剛入院時病情并不很重,但他的病情和發展趨勢,卻越來越糟糕;醫護人員總結出這類病人的特點:比較悲觀,平常人際關系薄弱,危難時刻沒有知心親朋好友的安慰與掛牽,心情黯淡,情緒低落,病情和心情形成惡性循環。

他們說,如果病人缺乏有效的“支持系統”,覺得自己無足輕重,無人牽掛和關懷他們,自卑而無存在的價值感,經常出現負面情緒和低落的自我暗示,導致身體免疫系統無法高效能運轉,很可能最終導致不治。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結局。

反之,那些情緒樂觀、天性開朗的病人,人緣關系好,朋友多,有人問詢,有家人照顧和關愛的病人,精神、情緒都比較積極的病人,康復的希望就會更大。身體的內分泌和抵抗力系統,高效運轉,加上藥物作用,病情就逐漸好轉,發展的趨勢就比較樂觀。

所以,如果萬一染病,請一定保持堅定的信心和良好情緒,多進行正面積極的思維,讓心理能量溫暖飽滿,它和藥物治療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作用。要有永不放棄的堅強信念。

我很在意寫出人性的復雜

張英:寫小說之前,你會有固定的習慣嗎,如做提綱、小說的結構圖?

畢淑敏:大體安排是有的,特別細致的沒有。寫作時,大多數情形下,我明白了大致方向,但具體的起承轉合,到底是迂回而去還是直接穿插,包括一些旁枝末節的展開,并沒有很嚴格的計劃,寫的過程中有些部分允許隨心所欲。

張英:《拯救乳房》這部小說,如果在今天,很多人可能會把它列為“非虛構”作品,這個小說當時是怎么來的?

畢淑敏:寫這個小說的時候,我正在北師大讀心理學博士方向課程,教授讓我們報方案——每人要帶一個心理輔導小組。我當時的設計是帶領一個乳腺癌小組,我已經完成了小組的人員征集,都是社會上的乳腺癌病人。但很突然,我媽媽那時候病了,確診是癌癥。

我跟導師匯報了這個情況,導師考慮后對我說,你已不適合再帶一個組員都是癌癥病人的心理小組了。因為你母親患癌癥,正在經歷非常劇烈的情緒動蕩,你將要組成的小組成員又恰好也是癌癥患者,這種相類似的情況,會讓你處在不穩定的狀態。一是從保護你的角度來說,這個小組會激化你的心理負擔。二是從保護你的未來組員的角度考慮,如果組長情緒有很大波動,對小組組員來說,也不是正向的影響。教授指示我放棄這個安排,停止小組工作。經過思考后,我覺得導師的意見非常有道理,便向已經完成募集的組員致歉,關閉了這個小組。

我后來改帶了一個普通大學生的心理成長小組,過程平順而陽光。小組中討論的多是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常見問題,聚焦于人際關系和擇業,對自己的童年回憶和原生家庭的剖析……

不過,我對癌癥小組的關切一直沒有放下。學業結束后,我決定用另外一種方式將這個心愿完成,于是寫了《拯救乳房》這部小說。

張英:寫《女心理師》的時候,就把心理咨詢門診的經驗用進去了。小說如一個俯視圖,像《清明上河圖》一樣,兩卷本,特別厚實。

畢淑敏:對,《女心理師》出兩卷本,是出版社的一個設計,因為近四十萬字的稿子,出一本會比較厚,一般讀者接受起來較困難,讀著也累。出版社就決定分成上下兩部出版。

這個小說的準備時間也比較長,有很多我開設心理咨詢中心的實際體驗。中國社會的變化太快了,生活節奏太快,人們忙忙碌碌,很少有時間清醒和冷靜。很多人,被工作和生活、欲望和需求挾持著,被各種社會潮流包裹著,混淆了方向感,忘記了自己的初心,忘記了什么是人生目標,忙忙碌碌、渾渾噩噩地活著,經常覺得日常生活乏味,也很少有滿足感和幸福感。

《女心理師》里,寫的就是年輕人尋找自我的故事。命運多舛的賀頓最后當上了心理師,助人自助。在工作崗位上,她遇到許多來訪者,看到很多人和事,她發現當下這個時代,人性是如此的斑斕,生活是如此豐富。很多看似奇異的事件背后,都有時代和社會的影子,有人性的邏輯。

我很在意寫出人性的復雜。人非常多面,社會亦如此。你知道了人性的幽暗復雜,但依然相信光明,相信人是可以信任的,這就是我想在小說中努力表達的。真實的世界,不能說到處都是陽光,也有陰暗之地,世界復雜而豐富。人類要有信心讓自己幸福,要用智慧想辦法面對重重問題。

愛情是人類非常美好的一種情感

張英:《鮮花手術》這個小說,也與心理學有關,而且是你唯一寫愛情的小說。

畢淑敏:《鮮花手術》是我很在意的作品。

我當兵時,聽到過這樣一個故事。上世紀七十年代,有個女實習醫生,未婚先孕。怎么辦呢?傳出去兩個人都會身敗名裂。她就想出了一個主意,讓男朋友給她做手術,打掉孩子。這個人工流產的手術,并不算大手術,女醫生自己也會做,但她不能自己給自己做這個手術。她覺得手術不難,可以指導著男朋友完成。于是備好了全套器械,讓男生動手。男生戰戰兢兢地開始了笨拙的手術,不料手術過程中,險象環生,遍地血泊。最終發生意外,女生體內大出血,男生慌忙呼救,女生被急送醫院搶救。二人隱藏的秘密大白于天下,受到嚴厲處分。

一個醫生怎么會讓一個完全不懂手術的人來做這么可怕的事情?時隔三十年,我理解她了。那個時代有那個時代的法則,女生為了自己和男友的前途,出此下策。

愛情是人類非常美好的感情,充滿了人性最劇烈的撞擊,豐富的跌宕起伏,是愛情具有的巨大魅力。年輕時候你激情澎湃,荷爾蒙的分泌也非常旺盛。心理的、生理的基礎,加上社會、外在的各種客觀因素交織在一起,驚心動魄。如果一段愛情經歷時間很久,身體荷爾蒙已經平息了,重新看愛情,也許有不一樣的眼光和判斷。

這個故事,對我刺激特別強烈,在我心里埋藏了三十年,那種驚愕感、那種沖擊的感覺,讓我不得安寧,一直想把它寫出來。

張英:你的寫作動機是什么呢?一個三十年前的故事,讓你不得安寧,原因何在?

畢淑敏:如果一件事情當時感動,過了很久很久,感動依然存在,我就會警惕。覺得一定有未曾察覺的原因深含其中,很想把它表達出來和更多的朋友分享。

在《鮮花手術》里,我想寫出主人公黃鶯兒身上所具有的那些讓我敬重的品質,堅強、勇敢、無畏、堅韌、單純、執著、冷靜、勇敢,敢于承擔責任,為了愛情不惜代價犧牲自己……這對一個女人來講很寶貴。

這故事里面有某種歷史的悲劇性,很難說此事正確與否,但這種處理方式,實在太慘烈。那么年輕的生命,用這樣一種殘酷的方式結束,會讓人強烈不安。時代的問題,人的問題,某種陰差陽錯……我心里深深地惋惜它。

像《詩經》里描寫的愛情,情感激烈,敢恨敢愛,愛憎分明,想怎么樣就怎么樣,那時候的人,透明單純,心靈和肉體高度統一,生命純度和濃度都達到了某種極致。

張英:讀這個小說,跟我看嚴歌苓的《芳華》是一樣的,惆悵和難過。人沒有辦法,人生和命運在時代、社會面前,左右不了自己的命運。但同時人又很偉大,沒有實現那個愿望,會在內心里一輩子虛構銘記,刻骨銘心,不由自主。

畢淑敏:對,你說得很好。現在時代不同了,每一代人面臨的情況都不同。現代人的生活節奏特別快,人容易被眼前小的目標、小的要求所束縛,每天埋頭其中、掙扎不出。但我特別希望現代人能在這種密不透風的生活中停下來,有一個時間段去想想自己到底要成為什么樣的人,把握有限的、寶貴的生命意義,到自己回首往事的時候有一種欣慰感、自豪感。

文學其實是一種靈魂的溝通

張英:在小說之外,你后來寫了很多普及心理學的散文。

畢淑敏:我是小說寫,散文也寫。不管小說也好,還是散文也好,寫作的意義沒有發生過改變。每個都是孤獨的,文學是一種靈魂的溝通,我觀察世界,萌生某些看法,希望和更多的人分享,不一定正確,但基本保證真誠。

幾十年的社會發展、經濟建設,讓我們迅速滿足了溫飽,在一代人甚至更短時間內,有些人從兩手空空變成富甲天下的豪門。變化太快,心理不容易適應。到底如何享有幸福?同樣的外部環境,為什么有人幸福,有人不幸福?有人認為,錢越多越幸福,升到某個職務,娶了某個人或嫁了某個人就幸福了。

無數研究證明,事實絕非如此。世上很多有錢人并不幸福,美女帥哥、達官貴人也并不一定幸福。幸福不是外部環境能夠給你的,是一種深入的修為。幸福是一種有意義的長久的快樂感。寫作,就是表達我對這些問題和現象的思考。

張英:因為散文寫作,你現在成為一個暢銷書作家,意外嗎?

畢淑敏:記得出版人路金波對我說,作為一名醫生、一名作家,你又去學了心理學,對你來講,實在是正面積極因素,對你的寫作有很大幫助。

心理學的學習對我很重要。一個人很容易從一己經驗出發,去闡述和分析這個世界。心理學讓我對人性的理解,不再囿于一己的狹隘經驗,幫我觀察細致認識深刻。我本身學醫出身,醫學是理工科,它讓我變得理性,冷靜客觀,看人說事,多了立體角度。

張英:遇到寫不下去的時候,遇到創作“瓶頸”,怎么辦?

畢淑敏:作家都是會有這個階段,“瓶頸期”幾乎每個人都會遇到。好比生命中微小的結,有可能不順暢。這種時候,我選擇放下,在家做家務,出門走走,看看老朋友。也可能出趟遠門,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旅行。奇妙的是,問題總會得到解決。到現在為止,我沒有遇到小說中斷,寫不下去,徹底廢掉的時候。

張英:你的每一部作品,都有情感和體溫。現在,通過寫作溝通讀者,愿意交心的作家不多了。現在文學上,你還有野心嗎?

畢淑敏:毫無野心。不想被寫進文學史,也不期待得什么重要的大獎。我在做我喜歡我愿意做的事情,跟很多人溝通和交流,這就很好。

人一輩子唯有生命屬于自己

張英:很多作家,面對長篇小說走紅、市場好、讀者歡迎,會快馬加鞭,接連寫長篇小說。你不急不忙,學心理學讀書去了,小說也不寫了。到你這個份兒上,應該再寫幾個長篇小說,將來青史留名啊。

畢淑敏:我不在乎青史。六十耳順,我原以為耳順是無論聽什么話,都不再生氣了。其實不然。耳順是我聽什么話,都知道你為什么要這么說。

“槍手”為什么要跟我談合作?他不在乎名,但他在乎利。他說以畢淑敏的名氣、個人品牌,寫劇本可以拿到某價位。但他若以自己的名義去寫,就相差很多。

這些我能理解,但對我來說,我是不允許自己找“槍手”的。我至今只寫過五部長篇小說,我保證字字是自己寫的哦。

張英:現在你是個旅行家,非常羨慕你。

畢淑敏:我去過八十多個國家。我聽說,過了七十歲以后,旅行社就不接受老年人參團,讓你出具什么體檢證明,手續復雜。所以我要趕在七十歲之前,多出去看看。我去了北極、南極、南美洲,包括非洲、歐洲等等,都抓緊時間去看看。

以前出國,指望公派,自己省錢省心,或者也比較風光。不過那種機會真的挺少,僧多粥少,就是偶爾分到頭上,也許那個國家我都去過了,想去的國家反而沒機會。

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:我寫作掙點稿費,用稿費買機票,當盤纏,自費旅行。

可能有人覺得不值,去一趟北極大概需要二十多萬,夠買一輛不錯的車了。對車我沒有奢求,代步工具而已,只要通公交的地方,我使用公共交通,用不了多少錢。我過了六十五歲,坐公交車還免費了。實在不方便的話,我打個車什么的,都行。我想去看看北極點,那個地方,無論朝哪個方向走都是朝南。雖然理論上我知道這知識,但當我真的站在那個點上,還是覺得挺神奇的。喜歡這樣的感覺。

我現在自己去養老公寓,也不是覺得自己老邁到必須要住到那個地方,只是覺得將來我少給孩子添麻煩。在那里可以有新的朋友,一起生活挺熱鬧的,還有幾個老朋友,大家年輕時候就在一起,老了也能在一塊兒,多好啊。

張英:已經跑了八十多個國家,下一站旅行目的地,會去哪里?

畢淑敏:目前還沒有具體的目的地,隨緣吧。

舉個例子。大約七年前,有一天我在家里拖地,突然聽到背后的電視里面說到沙漠新娘。我以為是個女的呢,回頭一看,居然指的是一座古城——敘利亞的帕爾米拉遺址。我在那一瞬間,決定下一站是敘利亞。立刻打電話給旅行社,說我要去帕爾米拉,當時敘利亞的政治局勢已很緊張,很可能爆發戰爭。旅行社把它列為高風險國家,最后全國才征集來了六個人報名,人太少,就說我們不派導游,不派領隊,你們自助旅行;其次,我們得提價。我說,要不咱們再等等,人多一點,你們也別提價啊。旅行社說,畢老師,您別等了。敘利亞戰火味漸濃,您再等下去,恐怕連這六個人也沒了。于是,立馬組團,去了敘利亞,去了帕爾米拉。現在,那么壯觀的一個古城,被IS組織炸毀了。

比如去伊朗。某天我對先生說,我得去看這個波斯帝國。去那里旅行也很艱難,組團不易,國內保險公司都不承保。但我們還是出發了。

去過那么多國家之后,我覺得心被打開得更大一些了。人生的煩惱減少很多,焦慮和不安比較容易放下。

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,做自己喜歡的事情,為世界添一點點溫暖,此生足矣。

有刪節,更多請閱《中華文學選刊》2020年4期

選自《青年作家》2020年第3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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