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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么巴金先生快100歲了,還說要“講真話”?

時間:2020/6/20 19:19:35

來源:人民文學出版社    作者:陳思和    選稿:東方網教育頻道 陳樂 秦嘉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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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寫《隨想錄》第一篇的時間是1978年的12月1日,當時我還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。《隨想錄》沒有發表在國內報刊,我就去學校圖書館找香港《大公報》看,因為不知道什么時候發表,差不多隔幾天就去圖書館翻翻報紙。《隨想錄》第一個單行本是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,我曾托香港的一個親戚買了一本,帶回來如獲至寶。港版《隨想錄》一共出了五本,是寫完一本出一本的,繁體字,直排的小開本,封面設計、裝幀都很漂亮。《隨想錄》第二個版本是人民文學出版社(1986年)的,裝幀很簡單,白色的封面,每本大約是五六萬字,是《隨想錄》完成后五本書一起出版的,外面加了封函。第二年北京三聯出版社又出了《隨想錄》合訂本(1987年),那是經巴金同意出版的,還特地寫了合訂本的新序。后來,《隨想錄》的版本就很多了,各種版本都有。這次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了新的精裝合訂本,裝幀那么精致,顯得那么貴重,還出了毛邊本。

《隨想錄》完成到現在快三十年了,巴金去世也快十年了,《隨想錄》依然擁有大量的讀者,可以說,《隨想錄》是一本研究上世紀80年代社會文化的百科全書。這本書的寫作與出版都和當時的時代信息非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。上世紀80年代應該說是一個精神面貌積極向上的時代,因為“文革”剛剛結束,大家都希望盡快地發展“四個現代化”,把中國變成一個強國。當時整個氣氛是非常好的,社會上上下下的求知欲都很強烈,人們對國家的前途命運充滿著信心。但是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帆風順,任何一個年代都有其復雜性、曲折性,那個時代過去了,有很多信息今天的人們已經不了解了,但被巴金的《隨想錄》保留下來了。我最感興趣的是不同的歷史階段都有一批年輕的朋友在讀《隨想錄》。這是好事。

巴金《隨想錄》的第一篇文章是怎樣寫出來的?當時公映了一部很有名的日本電影《望鄉》,這部電影寫到日本妓女被美國人蹂躪的故事。因為寫到妓女,國內就有很多人認為這是有害的,不能公開放映,或者要將有關妓女的部分剪掉,報紙上還有很多議論。當時引起爭論的還不僅僅是《望鄉》,連電視劇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也引起爭論,《水晶鞋》有一張王子和灰姑娘接吻的劇照登在電影雜志封面上,也有人要求查禁雜志等等。巴金就感到思想解放沒有那么容易,改革開放的步履也沒那么輕松。實際上,中國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很多代價。正因為這樣,巴金就開始寫《隨想錄》,第一篇寫《望鄉》,他說,為什么有妓女的電影就不能放?難道有妓女的電影就會毒害青少年?會讓我們都變壞?他說他自己當年從四川坐船到上海,就住在四馬路的一個旅館,四馬路(現在的福州路)是紅燈區,趴在窗口往下面看,全都是妓女走來走去,但是巴金也沒變壞呀。所以他用自己的作品來支持《望鄉》在中國播放,這不僅是《望鄉》的問題,還涉及如何看待文學作品、如何看待西方和日本文學作品的問題。

這篇文章發表后,巴金一發不可收,他發現有那么多的話題要講,所以他決定用《隨想錄》這個名字發一組文章,他也不確定能發多少,他自己心中也沒有個數,他看到社會上有什么問題就寫什么問題。所以他在《隨想錄》總序是這樣說的:“我一篇一篇地寫,一篇一篇地發表。這只是記錄我隨時隨地的感想,既無系統,也不高明。但它卻不是四平八穩,無病呻吟,不痛不癢,人云亦云,說了等于不說,寫了等于不寫的文章。”前面已經說過,這篇文章寫于1978年12月1日,正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,巴金的《隨想錄》是他的態度:支持改革開放,支持思想解放。這是巴金的一個宣言——“我”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寫了,做得到做不到也不知道,但“我”要把這些文章留下來;“我”是“無力”的,是一個很衰弱的老人,但“我”要說幾句心里話——他是以一種很低調的方法來寫的。

我后來在復旦大學研究生課程上講《隨想錄》文本細讀,整整“讀”了一年。我和同學們說,讀這些文章要看那個時代的報紙、雜志文章和《隨想錄》中提到的文章,你必須了解那個時代背景,否則你是讀不出味道的。巴金那時候已經是一個老人,寫東西很困難。有一次我到他家去,他坐在那兒,說我這兩天的手都不會動了,我寫東西,鋼筆架到右手上,手放在紙上卻動不了,急著要用左手去推右手,他就是這樣一個字一個字“推”出來的。那時候他剛好在寫第四本《隨想錄》,叫《病中集》。這樣一個老人,一個字一個字“推”出來的文章,肯定不會寫得那么優雅、華麗。因為他每一句話都是跟自己的身體、跟自己的病痛在搏斗,堅持這樣寫下去。所以你如果光從字面上看,他可能寫得非常簡單,非常單純。可是如果你了解里面有很多故事、很多掌故,我覺得那你就會讀出這本書是一部百科全書。巴金把從1978年開始到1986年這一時期的社會信息、思想界和文藝界的信息,通通寫進去了。當時社會熱點特別多,關于《假如我是真的》那個“小騙子”的問題、關于《苦戀》的問題、關于現代派的評價問題、關于人道主義的問題、關于“創作自由”的問題、關于教育的問題等等,他都寫進去了。他對上世紀80年代這樣一個偉大的、復雜的時代,做了真實的記錄。

還有很重要的一點,就是巴金所有的觀點都是通過他自己的體驗說出來的。就巴金站出來大聲地說“講真話”,我們很多青年人都嘲笑巴金,覺得巴金很膽小,他都快活到100歲了,還站在那里說要“講真話”。講真話有什么了不起,幼兒園的小孩子都知道不要撒謊,要講老實話,對不對?好像“講真話”這件事在人們很小的時候就解決了。可是,我們每個人都做到了嗎?如果連老實人都做不到,何談做一個好人呢?從這個角度說,《隨想錄》的意義遠遠沒有被認識。

如果你真正讀懂巴金的話,就會發現語言與語言之間,他表面的文字與背后的文字有著非常復雜的關系,如果你知道他這篇文章為什么而寫,他寫這篇文章其實是講什么問題的,你讀《隨想錄》就會讀出更多的味道。

我想這樣一本好書是值得放在我們自己的家里,放在我們的書桌上,經常性地去閱讀。如果說有一種所謂的“修身養性”,我個人是將這本書作為我的“修身養性”的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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